不可不察的中央重大決策“慣例”程序

自去年的中共“十八大”至今年的全國“兩會”，中國完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領導集體的換屆，開始了新一輪的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最為凸顯的是“轉型升級之道”……

當前，隨著新一屆政府所實施并推進的改革戰略不斷深化，以往積累的社會發展及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也正在逐步獲得新的解決方案，各領域都在積極熱盼著新的改革思路、新的運行模式、新的發展方向、新的經濟增長點。

作為國民經濟最重要基礎原材料產業之一的鋼鐵產業，也正在極為密切地關注著中央各項最新改革決策和宏觀經濟部署。如果從“年度時間節點”及“中國政體規律”上來看，目前已經進入了一個重要而敏感的觀察期，因為在今年未來的一段時期內，將會發生一些引人矚目的中央重大決策“慣例”程序，而且這些程序正日漸臨近……

我們在6月11日題為《鋼鐵業必須耐受對經濟放緩的更大容忍度》的探討文章中，就曾經作過這樣一段提示――

“當前，鋼鐵行業對于新型城鎮化戰略等相關改革措施對拉動需求的期盼尤為強烈，雖然在短期內城鎮化戰略還難以支撐鋼市，但我們仍必須密切關注一個‘看點’，或保持一種‘預期’，即：按照中國的以往慣例（這也是一種國情范疇），通常會在中共黨的三中全會上作出并釋放重大宏觀政策或實質性改革措施；預期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今年晚些時候召開（三季度后），而此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黨外人士座談會將是一個重要觀察時點，可能釋放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信息端倪，直至三中全會正式召開，可能會在行政體制、財稅體系、金融、投融資、城鎮化建設、民生等領域作出新的具體部署……屆時，或對國內鋼市產生某種積極預期效應。但短期內，行情依舊，難以反轉。”

此間，我們將再次強調一點：在當前階段下的中國，要研判鋼市及其行情，必須站在中國執政規律的基點上去觀察國情大勢。否則，僅憑產量、庫存等微觀數據去預測行情（尚難以真正獲得準確口徑的數據），很難全面解讀當今的鋼材市場，更難以詮釋許多供求悖論現象。

然而，就當前的時間節點看，按照過往經驗,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并不會有具體的改革規劃出臺,而是在定調后籌劃一年，于第二年下半年的三中全會公布；而在三中全會之前將召開一次中共最高領導層的非正式討論會――北戴河會議，自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這一會議幾乎年年舉行，盡管其間曾經中斷過。隨后，將依“慣例”分別召開中共中央黨外人士座談會、三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等，全面統籌落實中央重大決策部署。

從近期所釋放的一系列重要信息來看，中央的重大決策“慣例”程序（北戴河會議），將為今年晚些時候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行內容準備，主要內容可能涵蓋金融部門、財政體系、土地使用權、生產要素價格、城鎮化建設、簡化行政審批程序、社會收入不公、戶籍制度等。

應該說，這些領域及內容，都將對未來中國鋼鐵產業及鋼材市場產生重要影響。這些領域的改革，從長遠看將對鋼鐵行業未來發展產生利好，作用是可持續的，但也可能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為什么？

我們已經觀察到，新一屆政府所實施的改革舉措，蘊含著兩個重要的核心要素，即：“內生動力”和“結構調整”，而這也正是中國鋼鐵行業所遇到的發展及改革“瓶頸”。我們更加注意到，當前中國鋼鐵行業之所以出現產能過剩卻依然難減產的市場悖論現象，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錯配的結果。正因如此，在當前一些鋼廠出現困難之際，國家并沒有像以往那樣急于施與“政策傾斜”或“政策扶持”等，反而卻更加大了產業結構調整力度，更嚴格了環保準入條件，更加快了淘汰落后產能步伐……毫無疑問，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或有弱勢企業要逐步退出，這將是一個極其痛苦的、必經的過程。

預期，針對下一步深化改革中可能出現的矛盾，中央將在近期的重大決策“慣例”程序中，加以具體研究探討，并作出具體部署。對此，我們既要充滿期待，也要準備陣痛；既要滿懷希望，也要承受挫折。

估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鋼鐵產業結構調整將加快，逐步改變習慣于依賴政府的觀念，企業分化狀態也將更加明顯，一些弱勢小企業或將被市場倒逼而漸漸隱退，淘汰落后產能工作將持續深化。但是，鋼市和礦市在總體上依然會反復出現一種“鋼價難漲”（供給充足）、“礦價難跌”（寡頭壟斷）的階段性特征行情；在當今中國鋼鐵巨大現有產能和潛在產能時刻伺機迅速釋放的“過剩經濟”階段下，產量、庫存、需求等常規市場調節功能暫時被嚴重弱化，在短期內仍難以從根本上真正有效作用于實質鋼價……

可以說，在今后若干年乃至更長時期，中國鋼鐵行業將會持續著“轉型升級之道”，至于轉型升級的快與慢，將取決于宏觀經濟運行的“核心指標”及“合理區間”，即：“上限”和 “下限”。“上限”是防止通貨膨脹、控制物價漲幅；“下限”是穩增長、保就業。

當前，我們必須高度注意關乎經濟走向及深化改革的中央重大決策“慣例”程序……

這，依然是一種國情；國情將決定行情。